老干部风采

下放第一“年”

时间:2019/2/8 15:29:32  作者:林农  来源:原创  查看:68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下放第一“年”林  农   1970年年初,我随父母从南京下放到灌南,那时,我十一周岁半。下放的地点是灌南县新集公社吴陆大队第九生产队。这里的一切,对我这个在城市里生长的孩子来说,都是崭新的。这里没有鳞次栉比的高大楼...

放第一“年”

 

   1970年年初,我随父母从南京下放到灌南,那时,我十一周岁半。下放的地点是灌南县新集公社吴陆大队第九生产队。这里的一切,对我这个在城市里生长的孩子来说,都是崭新的。

这里没有鳞次栉比的高大楼群,没有宽阔敞亮的柏油马路,没有蓬勃蓊郁的梧桐林荫,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店影院,然而,映入眼帘的却是斑驳雪白的盐碱滩地,高低不平的乡村土路,低矮狭小的茅草土房,稀疏零落的苇蒲池塘……村庄里,时常看见老人蹲在墙根边抽着旱烟锅边聊天,孩子在土房前边晒着太阳边打闹,也有女人坐在自家门前捻着线;村外还能见到有人在沟边刨着茅草根说是晒干了用来烧火,有人背着粪筐沿着沟里路边拾粪,有人背着草篓拿着竹耙在池塘边搂草……

父母亲对这次下放灌南,开始并没有过多的忧伤,似乎觉得是一种解脱。因父亲在六十年代初,被打成右倾分子而被双开,继而在后来的十年间饱受亲人的冷漠,邻里的疏远。人间的那个冷暖啊,只有自己知道!面对全新的生活,父母亲多少有些希望与期待。因此,我们全家离开了六朝古都——南京,在1月20日(农历乙酉年腊月十三日)到灌南安家落户。

我们被队里临时安排在庄子中间唯一一户有两间新建过道的人家,房东叫马乃宽,是个聋子。别小看他耳聋,却十分精明,有时也会说出一两句含混不清的话。房东的女主人,好像姓贾,高高个子,心直口快,能说会道,几乎她丈夫的话都让她一人说了。他们有五个孩子,那时大女儿已经出嫁,另外三个姑娘都像她们的妈妈为人爽快,做事利索。老四是个男孩,和我同庚。后来,我和房东的孩子一起到公社的中心小学上学,虽不在一个班级,但常常同来同往。

那时,正渐渐逼近年关。街上,原本十天两集,待过了小年送灶(每年的腊月二十三、二十四)后,“年”味越来越浓,天天有人上街赶集。起初,主要集市在老街,街面很窄,两边住满了人家,路面极不平坦,到了雨雪天,更是泥泞不堪。对赶集,我很新鲜。卖东西的人,提着篮子背着篓子,带着所卖的东西和杆秤,来到集市,找好一个“窝”,蹲下,等候买的人询问购买;所卖的东西,极少按类别分段分片,谈不上相对集中,哪里有“窝”,就在哪里蹲着;卖的东西也全是社员自产自销的,诸如:大菜、萝卜、粉丝、鸡蛋,粪箕、毛窝、篾席……赶集卖东西到了人多的时候,摊点一直会延伸到308公路上。

队里也会忙起来。首先是各户领返销粮以及队里的少量余粮,如黏米(或大米)、小麦、花生、大豆等,按人头或按户头,分个斤把用来过年。虽然我家是新来的,也分到一些过年的粮食。届时,家家户户,大人小孩,有的拿着口袋,有的拿着笆斗,一起到了社场的仓库外等着分粮。

最热闹的是杀猪。后来知道,这是不成文的惯例。那天上午,全村老少都来到社场,有的看热闹,有的等分肉。

队长指挥着两三个壮劳力,把队里养的猪逮住绑实,抬到杀猪用的架子上,摁住,猪一阵一阵地嚎叫,在杀猪佗的手起刀落里迅速地结束了生命。杀猪佗从猪腿上割开道口子,用劲把猪身子吹成鼓鼓的涨涨的,抬进早已准备好的一大锅开水里,就着开水把猪身子刮得白白净净,又一忽儿功夫就把猪弄得四分五裂,猪肉是猪肉,猪下水是猪下水,分得利利索索。队委们用大秤秤了猪肉,按照每家的人口多少分成类别,肥瘦搭配,一份一份分好,分别标上序号,这边再抓阄按号领取。

我是第一次见到杀猪的整个血腥场面,心里不免有些惊恐。各个社员家,也陆陆续续地开始忙年了,包包子、磨豆腐、炸肉圆、炒花生、写对联……包子很有特色:家家的包子几乎包的都有拳头那么大;馅子大都是萝卜、白菜粉丝,顶多再放点猪油渣,一包就是一笆斗。

磨豆腐,也很有趣味,我看了这家又看那家。首先要将拣干净的豆子浸泡上一夜,然后用人力转动一台石磨,伴和着清水将黄豆磨成豆浆;转动石磨,通常至少要由两人操作,即一人用一支砻臂不停地转动石磨,一人负责加料黄豆和水。其次,用一块白布将四角系在一个工字形木架边上的四个点,再将木架吊起来,下面放一只木桶或水缸,在白布上舀进豆浆,然后用力将浆液挤出流进下面的木桶(或水缸)里。再则,将过滤过的豆浆倒进一个大锅煮沸,再舀进木桶(或水缸)里,点入适量的盐卤水,并用一支木桨搅匀,然后让其冷却凝结。最后,取一只直径(边长)60厘米左右、高10厘米多的圆形(或方形)柳条筐,垫上一块白布(也有用蒲包),然后用葫芦瓢将已凝结的豆腐花舀到柳条筐里,再用筐里的白布盖住,压上一块木板和石头,令其减少含水量并成型。一个多小时后,搬开石头和木板并将其反转过来,除去白布,一筐乳白色的豆腐便做好了。豆腐渣大都人家留着用来做饭吃。

我还见到少数人家做千张。当然,做千张比做豆腐要复杂一些。

我们家同社员相比,显得冷清了许多,谈不上什么年味。

就在我们到农村后的第三天,大舅来信说外婆去世了,人已安葬。母亲哭了,至死也没有能看上外婆一眼。多少年来,尽管外婆对母亲几乎没有什么好脸色,彼此六七年也没有见一面,但外婆毕竟是母亲的母亲。

面对人地生疏,安居尚未甫定的我们全家,自然增添了一些孤寂无助之感。这真是:年难过,年年难过年年过;人苦辛,人人苦辛人人辛。

然而,从天而降的是,在天寒地冻之际,一股暖流却迎面扑来:自房东家起,向东西两个方向散去,许多村民都热情主动地、或多或少地送来了过年的东西:三四个萝卜、一两棵大菜、一把粉丝、几块豆腐,等等;抑或是做好的几个包头、一碗陀子(即丸子)、一碗饺子,以及其他过年的东西。在现在看来,尽管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,却实实在在是他们的一片关爱之心、质朴之心。其实,后来我们也知道,那时的他们生活状况也不是十分好,或者说也是十分地艰苦,但他们都很热情、慷慨。

如今,这一切都已遥远,记忆开始模糊,不少人多已作古,活着的也不再年轻。而他们心底善良、吃苦耐劳、开朗乐观等等许多优良的品质,却一直激励着我,鞭策着我。尽管我在那里仅生活了九年,但在我的人生中却是一段重要的历程,刻骨铭心的历程。

我从来不否认它就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虽然,这几十年里我没有离开过灌南,我也没有直接为他们做些什么,但那庄那人那事我一直铭记在心。今天,我写上这篇短文,为我,为我的父母亲,为我们全家,也为所有下放过的知青、干部、市民,以此来感谢那些不计名利、不求回报的乡亲们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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